我在一栋貌似别墅里的一个房间里，有一张铺着席梦思软垫的大床。一开始似乎有个女人和我在一起，没多久就走掉了。进来另一个女人A，和我态度暧昧，但并未做什么。说了很多话，不记得了。她的眼睛很像在10 years of Later那张DVD里看到的Bjork的眼睛，但左眼眼角有点类似于斜向下拉扯的变形。其中穿插着B和C两个人。B的老婆死了，赤裸的尸体盖着报纸放在厅里的地板上。我问B这样是否合适，B说没关系。然后C进来房间里，和A搞在一起，就在我旁边，我知道，但是好像又没有看到。接着B说我们要赶快走了，并开始写一张封条准备贴在房间门上。我说我先去下洗手间再走，推开门看到浴缸上支着一个长发的女人人头，背对着我。我吓了一跳，B说这个是假的，是模型。接着B死去的老婆的尸体突然复活，变成一个恐怖的老妪来抓我们。这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B要贴封条并要我们赶快走，因为一到这个时间尸体就会复活。开始摆在大厅的尸体是在房间里复活的，所以B刚才要写封条去封房间的门。接着我们在狭窄的楼梯往下逃，A在我前面，C在我后面，老妪在C后面，却离我很近很近。我很难挪动我的身体，我大喊着让C赶快“踹我一脚，踹我一脚”，C却没有任何动作。老妪离我越来越近，我吓醒了。

我凌晨吓醒之后便开始试图来分析这个梦，但是仍有些惊魂未定，没多久就又睡着了。到现在，我想我已经80%的了解了这个梦的意图。

A就是Una，我不久前和她看过那张DVD，Bjork化得很怪的眼睛给我留下了印象。B的出现源于我睡觉前翻看Kerouac的《孤独天使》在序言里看到Joyce Johnson写到这样一句：他似乎以此来证明，他对父性的拒绝以及对女人的不信任是合理的。“对女人的不信任”是引发B出现的梦因。B之前谈论过他的老婆如何如何的无理取闹，他甚至气到用手捶碎了橱窗玻璃留了很多血。于是在梦里，B的老婆死了，B对死去老婆的态度实际上是在肯定我自己对女人的态度。C的出现是因为晚饭时一公司同事在感叹他老婆的时候我提到了C，说“...C比我们要玩的high的多”。而中饭时Una和我谈论过在外面乱搞这种事情，所以梦中C和A搞到了一起。而我对此相当清楚却又似乎没有看到，相当巧妙。昨天下午在老大画室楼下看到一个窗台上放着一个女人头的模型，背对着我，虽然不是长发，但在这里复合了另一个经验，我经常清理淋浴下水口处堆积的头发，所以在梦中就变成了浴室里的长发人头。封条来自于我近几天在哪个店铺看到的，但不确定。尸体的复活无疑来自于我和同事在办公室用游戏打发时间时，游戏里的人物死后会在固定一段时间内复活。

最困难的部分在于最后“踹我一脚”的含义，这一句话在整个梦中处于最清晰的地位，Freud认为最清晰的部分就是精神活动最强烈的部分。我终于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伪装以逃过意识的稽查系统而能够出现在梦中。“踹”就是英文的try这个单词。还是来源于Una大概跟我提过两三次try什么的，另外前段时间写一个和电视剧《奋斗》有关的广告片脚本时，片头曲里有一句...and I'll try... 当时觉得唱歌的人这个try单词的发音很怪，所以自己时不时的把这句哼唱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梦中，try以“踹”的形式出现，C既是旁人也是我自己，旁人不踹我那一脚既代表外界不会给我try的机会，同时C作为我自己，也不会让自己去try，这样梦中的双重保险就很好的满足了我自己长期以来不甘堕落这样一种欲望。前段时间我还说过几次，妥协这种事情，是一步走错，全盘皆输的局面，而这try的一步，在梦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可能性。而且梦呈现出的这种恐怖，似乎是进一步在满足我的欲望，即使在这种最危急的关头，我也不会try这一步。只是，这种猛烈的形式虽然很符合我平日的偏执，但也会让我吃不消，吓醒以后，仍然害怕...

我的分析只能进行到这一步，还很浅薄，对于Freud只是在逐渐了解之中。

我热衷于不断分析我自己，并不断深入，但还需要更多时间。

躺在床上开始翻一个月前买的那本Kerouac的 《孤独天使 Desolation Angels》 ，看到序言的最后一段，忍不住翻身下床，在电脑上打出来。为这本书写序的是Joyce Johnson，作家，Kerouac维持了两年的女友。

    《在路上》出版前后，跟凯鲁亚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能感受到凯鲁亚克灵魂疼痛的阴影。但我记得，我本能地抗拒他“齐生死”的论点（他似乎以此来证明，他对父性的拒绝以及对女人的不信任是合理的）。我讨厌被人提醒，万有皆空，但我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以免伤害他的感觉。垮掉派作家开启了我这一代人的革命。可当我的生活如此丰满之际，我又如何能够去信仰“空”？我曾经设想过，也许我能够通过爱去救赎杰克·凯鲁亚克，但我错了，没有人能救赎他。 

    时间不断流逝。1982年，我16岁的儿子好奇地注意到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用黑黄丝带系着的小册子——阿兰·瓦特的《禅之肉，禅之骨》。我想，那肯定是在我遇到凯鲁亚克之后不久买的，努力接触佛教而去取悦于他。当我儿子打开那本书时，一张折叠起来的绿色纸条飘落在地。那是鹰牌打字纸的一张标签。在它的背面，是凯鲁亚克随手用铅笔写下的一段对话碎片。这说明他意识到了我们之间的根本哲学冲突： 


　　有人告诉我

　　W.C.汉迪刚刚

　　死了——我说

　　“他从来就没有

　　活过”——“啊，你这人。”

　　她说。

Interview：Joyce Johnson  “I've never met anyone like Jack Kerouac"

WANG Bo前几天26岁了，生命过去了1/3左右。

那天晚上十点多我在家，收到他短信叫我去钱柜唱歌。当时我正处于感冒的第二天，吃过百服宁鼻涕不喷了，但嗓子疼。本着挥霍生命的态度还是去了，然后才知道是他生日。

WANG Bo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他和我表哥同一个小学，不过因为跳级，我们后来都比我表哥高了一年级。我和他高中没在一个班，大学都考来了上海。大学里我没电脑，时不时的就跑到他宿舍去玩电脑，顺便蹭顿饭吃。在他宿舍里，我带他去租American Pie看得人仰马翻；也是在他宿舍里，他给我看劣质国产三级片，直接奠定了我此后对三级片、A片、毛片等统统处于无兴趣状态的基调，从这点来看我还是应该感谢他。

毕业之后，我被弄去了乡下，回城的时候仍然去他那里借宿。那时他还时不时的炖只鸡烧个肉什么的，后来就开始向潮人方向发展了。但作为一个生于80后跳过级的潮人，他始终不像那些脑残潮人那般放得开手脚，于是在弄潮的过程中，总会纠结于情感不能自拔。虽然我向来总是麻烦他，但在情感纠葛这种问题上，我总能站在理论的高度，犀利的给他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纯粹理性的道路。

暂且写到这里，未完待续。

http://www.magnum1968.com/about.html

下午一个人在办公室，空调吹的鼻涕飞溅。看到这篇文章，特别是下面这段

In August, the Russians sent their tanks in to Czechoslavakia, in response to the liberal reforms introduced by the new communist government. Ian Berry was the only Western photographer to get into Prague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ussians. While recording the clashes between the Czech's and the Soviets he frequently spotted another photographer "an absolute maniac who had a couple of old-fashioned cameras on a string around his neck and a cardboard box over his shoulders, who was actually going up to the Russians, clambering over their tanks and photographing them openly." That "maniac" was Josef Koudelka whose wor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West under the pseudonym 'The Prague Photographer.

这段看到一半我隐约感到这个maniac就是Koudelka，而真正看到Koudelka这个名字的时候，莫名的情绪瞬间涌上脑门，头晕目眩。

其实，这也并非“莫名”，只是过于复杂，并且包含虽不透彻却相当犀利的自我剖析。Koudelka的照片中我看到他的生命，并在某种程度上与我的生命拥有共同之处。如果不断的自我分析下去，便会陷入漫无止境的绝望之中，我的生命似乎已被前人们提前透支而虚空的只剩下絮状填充物，即使外表很安详，甚至偶尔光芒四射。

噢，80年代末。

看到结尾部分拍电影撞车那段，小时的记忆突然浮现，我看过这部电影，但仅仅只记得糖化玻璃这个情节。不确定是我忘了前面的情节，还是仅看过结尾这段而已。80年代末，我上小学，很多人刚出生。

《顽主》在开篇的歌曲中就相当直接的在质问着这个时代，片头闪接的一个个镜头所呈现的人的精神状态已经指向了某种虚空的复杂情绪。我脑子里紧接着就闪出Good Bye Lenin!，两部影片在这种复杂情绪的流露上有非常相似之处。

《顽主》最精彩的部分毫无疑问是影片前半段的那场时装表演。其对整个80年代文化和价值的呈现，是以如此一种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方式进行，着实让我惊讶。对于我来说，这一段的精彩程度胜过Fellini在Roma中所导演的那场舞台表演（当然，Roma拍摄于1972年）。我得承认，这的确让我兴奋，同时我不得不联想到，85新潮中所涌现出的那些年轻的理想，是多么的激动人心。

然而，85新潮的人们已不再年轻，而理想却仍旧在空中飘浮。所以，我更愿意指出，《顽主》在时装表演这段高潮之后，随即便陷入中国电影特有的一种审慎当中。力量和激情被一层真空塑料薄膜紧紧裹住，偶尔闪现的都是乔装打扮过的批判。这其中缘由的盘根错节不言而喻。只是，我更希望能够看到思想的力量能够以一种更为睿智的方式所呈现。然而，影片后半段自身的无力，却恰恰使得影片对虚无价值的指向意义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11点半躺到床上到现在凌晨2点，我愣是没睡着。

我是不是脑子坏了？

周六傍晚，晃悠着下楼想去最近刚发现的那家小店把肚子给填上，却突然发现那家店居然人去楼空。刹那间，炎热的烦躁如同水银一般从我的天灵盖处猛灌进来，我变成一个热气球，撑破黏糊糊的皮囊，升到空中，开始还能看到菜场里的那堆烂菜叶，后来就变得跟google earth那样了。

我一边飞一边看，看到一个人盘腿坐在二号线19号出口的石凳上抽着菲律宾产的万宝路。我拿针扎了下肚脐眼，气漏了我就迫降下去，问为什么不买美国产的，答曰没得卖。我抽了两根，然后去喝了锅粥，弄了块大石头到水里，后来碰到下雨淋了一点，然后去唱歌。我把我会唱的歌全唱了一遍，天还没亮。我又躺了会，天就亮了。在还未开动的自动扶梯上往下走的时候，脚下的金属阶梯突然变得如此迷幻，眩得我飘了起来，从窗口飘进床上睡着了。

当然，一定要感谢这个抽万宝路的这个人，被我抓出来消磨通宵，万宝路被我抽了一大半，后来买中南海抽，剩下半包还被我拿回来了。

周日傍晚，我又去那边填肚子，才发现，原来那家店根本就不做晚饭生意，草。

我没可能每天都飞，弄碗炒饭，结束。

中午时分醒来，看到某人的短信说今天要来我这里。躺在床上，我开始列出一张要砸物品的清单。键盘直接往显示器上扔，然后是摆在桌子上的照相机，电视机用遥控器砸也算是般配，衣柜上的镜子就用椅子。手机直接摔墙上，反正已经摔过一次也算是轻车熟路。

后来某人因为害怕我的“不冷静”中途放弃了来我这里的计划。清单上的东西现在都还完好无损，所以我还能盯着显示器用键盘打出这些文字。其实我很冷静，我要砸这些所有的东西，因为我很冷静的知道我无法去砸某个人或者我自己。

i don't deserve this, i don't fucking deserve this!

这部电影看了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导演Roy Andersson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只是停留在人性的表面徘徊。并且这种对想象力的刻意追求导致影片的散漫状态。举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例子，Bunuel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相似的段落式叙事结构，同样的超现实主义色彩，然而后者在形式之下所体现出的睿智深刻和挥洒自如实是前者难以比拟。

回到这部电影本身，形式的散漫或是内容的刻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是在于影片所做到的仅仅在于“呈现”人性的表象。我并不认为这种浮世绘式的“呈现”能深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片中各个人物都是普通人，我看到他们都被肤浅的欲望所占据，我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但是，这并不能让我对他们产生任何认同。缺少对人性犀利的剖析，喜怒哀乐大杂烩只能满足那些“刮风了/下雨了/你走了/我哭了”类型人群多愁善感的小资情调。如果导演认为人始终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这部电影倒是很适合这些动物的口味。同时，你也许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但你看到导演自己了吗？我看到的是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站在高处看着这些普通人，适时的加入一些同情，再安插一个貌似充满哲理的飞机结尾。

呈现、呈现、仅仅是呈现，没有灵魂！Roy Andersson只是一个高级技工，干着大家喜闻乐见的技术活，却永远不是Tarkovsky, Bunuel或者Fassbinder这样的艺术家。关于这样的技工导演，还有很多例子，比如Schnabel，且不论他的绘画，依托Schnabel本人的敏感天赋，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这部电影画面、音乐、节奏等等都很好，然而却什么也不是，只是迎合的大多数人对“不用动脑子的深刻思想”的追捧罢了，Du Levande亦是如此而已。